要严格论起人际交往的关系,稚唯和御史大夫冯劫确实不熟。

御史大夫的一大职责是辅佐丞相()，獞?汑???()?[()]『来[]+看最新章节+完整章节』()，就算面见秦始皇,也基本都是为国家要事。

稚唯作为秦始皇对外不涉及朝政的近臣,反倒是和其下属御史中丞的蒙毅更为熟悉。

毕竟蒙毅经常随侍秦始皇左右处理日常事务，稚唯面见秦始皇的时候，十次里能有五六次能和对方碰面。

嗯……只能说,无怪乎她和蒙氏兄弟相熟。

既然是去给不怎么熟悉的人看诊,对方还是位高权重的三公之一，稚唯少不了要在心里提前默念“复习”一遍冯劫的官职及背景,避免等下会面时万一出现什么差错。

御史之职起始于周朝，并非秦朝独创,它早就存在，只是其负责的职能和后期演化的御史截然不同。

战国时期的御史最开始是跟随君王左右的记事官，同时负责帮君王掌管接收文书,但地位并不算高，偶尔大臣都可以使唤他们。

如果稚唯追溯她的记忆里“御史”最早出现的形象，得从《史记·蔺相如列传》里面去找。

因为课本上记载了“秦昭王与赵惠文王会于渑池”这则后世之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内容中提到过：秦国御史刚刚写下“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的内容,在场的蔺相如为了维护国家和君主的尊严，紧跟着就逼迫秦王击缻,并令跟随而来的赵国御史写下“秦王为赵王击缻”。＊

秦赵这两位御史记下的是事实吗？

是也不是。

反正他们是全然没在记录中提“鼓瑟”和“击缻”是演奏了一下还是两下,秦王和赵王到底是不是真心为了彼此而演奏,深谙后世史官们春秋笔法的奥妙。

但在这两位御史之外，肯定有人记录下了真实的过程。

否则后面司马迁写《史记》要从哪里收集资料？

后世之人又要从哪里看得到蔺相如的风采？

战国时期的御史除了干类似后面朝代史官的活，还要给君王传递文书。

比如,提出“连横”之计谋的张仪，在为秦国游说韩、赵等国家时，都曾提过“秦王使臣献书大王御史”。

可以说，御史之职在战国时期属于末僚。

可官僚之末不等于不重要，这样一个能随侍在君王左右，时刻准备记下君王活动的位置，一般来说，所任之人得是极有风骨的人。

不然所谓的“史实”还不是君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不过，如果这个君王已经掌控了国家权势，性格又极其霸道的话……

哈、哈。

秦始皇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放一个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在这个位置上。

御史定是其亲信无疑。

稚唯站在旁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秦王政还是秦始皇，这位主无疑拥有着睥睨天下的自负心性，因此，他虽然是贵

() 族王室出身，可对能给他工作的、有才能的人，内心却不怎么看重其出身和地位。

反正在秦始皇的心里，这世上就没有比他更高贵的人了。

或许有时候需要平衡各方势力，秦始皇会顾及宗族勋贵一二，但他真想任用的人，谁都拦不住。

从蒙毅手中宽恕赵高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这一点也可以说秦始皇是继承自祖宗们——“唯才是举”这种优点，在商鞅变法之后，经常出现在秦国历代君王身上。

但是这样一个拥有自负心性、看重才能的秦始皇，在任用人的时候就免不了会表现出一种比较随意的特性——谁好用就用谁，谁用的顺手就用谁。

所以，能把原来充当记事官的御史，用成后来“位同貳相”的御史，放在秦始皇身上就不是什么出格或者意外的事。

当然，这里面也存有外在的客观原因。

秦朝毕竟是秦始皇建立的第一个封建帝制国家，大多数的制度基本沿用于原先的秦国，说到底，与封建帝制并不完美匹配。

至于借鉴西、东周什么……那更别提，秦始皇可是认定他的大秦必须与周朝“不一样”“要特别”。

在此基础上，秦始皇又衍生或自创了一些制度。

可“创”归“创”，他本人未必实际应用。

比如皇后，到秦始皇死不都是一个空缺的位置吗？

再比如赵高这个中车府令，最得秦始皇信重的时候，甚至可以保管传国玉玺，这说出去是一个中车府令该干的事吗？

可秦始皇就这么干了，诸位臣公谁敢说帝王的不是？

就算说，秦始皇也不听啊。

想想冯劫身为御史大夫，有监察百官之责，却还得拐着弯假借“蹭安神药”的名义给秦始皇上谏——哪怕这其中确实有冯劫需要安神药的缘故——稚唯都有点同情对方。

御史不好干啊！

哦对，这几天连日大雨，秦始皇还把他的冯卿求药的事给忘了，直到今天才想起来派她去给人看诊。

不管秦始皇是真忘了还是假装忘了，稚唯都默默替冯劫委屈一秒钟。

系统对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