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读书的。现在恢复了高考，以后不读书是没出路的。”

就看妈妈好了，以前在乡下她也无所谓识不识字，后来她突然一反常态逼着小岭读书，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大娘婶子还笑话她，现在再回头看，这简直就是最聪明的决定。

她要不是提前知道点什么，大军才不信呢。

如果她没学会识字，进城就只能待在家里做饭或者去喂猪，现在她有文化会画画，就可以去美院，还可以在家里做好看的衣服，给剧团设计戏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识字就能赚钱一点都没错。

大姑要想赚钱，那必须得识字，不识字赚钱就困难重重，这话也没错。

水泊养鸭子产鸭蛋，可大部分社员只能在家里养鸭子、捡鸭蛋，赚的是辛苦钱。如果有文化，有冲劲，那他们就能走出水泊公社，赚更多的钱。

他说得头头是道，薛明霞听得有滋有味。

薛明霞：“大军，你小小年纪，懂得很多嘛。”

大军：“大姑，我也不是天生就会，都是学习学来的。”

薛明霞：“学，今天开始我就学习。”

大军还建议他们成立一个村鸭蛋加作坊，等钱多了可以置办机器开村厂，这样就能解决孙家官庄人多地少粮少的问题。

他提前和薛明霞说一下，让她心中有数，等会劝说孙老支书的时候也好见机行事。

薛明霞笑道：“他要是不同意，我们就找大队长、会计，让他们大队革委会内部投票表态。再不济，咱们去公社，你把这些说给公社书记听，他保管乐意。”

大军：“大姑，你想得太简单了。孙爷爷不同意你的提议，未必是他不同意。他一直说要有明确的政策，公社不给政策，大队就不好自己自作主张，这说明是公社没放开。公社的决策权很大一部分在公社书记手里，他不同意，下面就没办法。”

大军之前也以为就是孙爷爷的事儿，可这几天他收集资料了解政策以后发现不是那么表面化的。

孙老支书正和大队长、会计以及下面几个生产队长、生产队会计开会呢。

他们讨论的正是能否扩大大队鸭子大鹅的养殖规模，扩大蛋类生产问题。

大部分人都同意扩大生产，尤其是年轻干部，他们不喜欢勒紧裤腰的日子，不喜欢吃不起肉买不起收音机、自行车、娶不起媳妇的感觉。

一个年轻人道：“支书大伯，现在社会变了，政策变了，咱们大队也得变变。”

另一个年轻人立刻附和，“对呀，人家管家埭和鱼龙圩大队都在加大养殖力度，社员的腰包都鼓起来，四外村的大闺女都爱嫁到他们村去。”

大队长年纪也大，知道孙老支书的意思，他吧嗒两口烟袋锅子，“政策是那么好变的？这大队种什么、交什么，都是有计划的。行啦，暂时就按原计划继续。”

有个年轻人不服气，撇嘴嘟囔了一句，“老顽固。”

孙老支书瞪了一眼，“你小子说啥？大点声！”

那年轻人却不敢，他当然不敢，老支书在大队当了这么多年支书，那威严大着呐。

他们虽然有些不满，却也不敢直接顶撞。

一说散会，他们就各自回家吃饭去。

年轻人少不得要聚堆背后嘀咕几句，他们大队的领导班子真得改改了，一直都是老孙支书和大队长组合，年轻人都没机会。

瞅瞅人家别的大队，书记和大队长都四十出头，他们这俩都六十多了。

可惜大队和大队的干部选举不一样，每个大队都有自己的历史问题以及习惯问题。

孙家官庄这些不服气的年轻人也就是自己不服气，他们爹娘可服老支书呢，而且是无条件相信。孙老支书说啥，他们就信啥，他让咋干，他们就咋干。

这当然不是盲目信任，而是在常年的生产生活中积累下来的信任。

当年饥荒的时候外面人都有饿死的，他们大队却没，外面都吹什么亩产十万斤的时候，他们依然老老实实地打粮食，交鸭蛋和藕等副产品。

公社要求按照亩产万斤的数目交公粮，外面大队都交不出只能把储备粮、口粮都交上去。他们大队之前报上去的就是正常数目，虽然公社有处分下来，却被老孙书记一人背了，满村子没用为了交公粮饿肚子吃树皮。

后来老孙书记又据理力争，说孙家官庄地少水多，以后要取消他们交公粮的任务，他们可以交藕、芦苇、鸭蛋、鸭子等副产品当公粮。

公社不同意他去县里申请，最终申请下来，不但孙家官庄受益整个水泊公社都调整了任务粮的内容结构和数量。

所以只要年轻人说老孙支书老顽固，不肯改变，拒绝进步，村里老人就骂自家孩子，“你们懂个屁，老支书吃的盐比你们吃的米多。哦，你们说自己走的就是改变的路，难道我们不是从年轻时候改变过来的？这几十年我们是一直不变的吗？”

孙老支书正和大队长说话呢，就见四宝儿嗦拉着糖噔噔跑过来。

四宝儿嘴里喊道：“爷爷，大军小岭哥哥他们来了，大军哥哥说他有什么好事儿要告诉你。”

孙老支书听说亲家孩子来了，就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