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的示范结束了，坐在田埂上，看着那些老农们一个接一个喜笑颜开地试用曲辕犁，他内心平静而又喜悦。　　然而在刚刚来到大汉的时候，他其实是绝望的，因为他发现在这个时代，想要制造出蒸汽机、内燃机、步枪这些东西，无异于建造奇观。　　尤其是当他得知大汉连铁锅都还没有普及推广的时候，他就彻底断掉了这种跃进式的发展模式，而着眼于当下能够真正实现的一些技术，温和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更何况，从直辕犁到曲辕犁，跨度已经非常大了，真正的曲辕犁直到唐朝才开始被发明出来并大规模地使用看。　　从那以后，一千多年都没有再发展，即使到了刘贺曾经生活的那个时代，在最偏远的农村，仍然有农民在使用和眼前这把曲辕犁一模一样的劳动工具。　　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以千百年来计算的，刘贺作为一个寿命有限的人，不可能跟着这个民族一起成长，只能在关键的时刻，给它一些推动力，让它长得更快，长得更好。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至于以后是什么走向，那就是由所有的百姓决定的了。　　太阳西斜，河风传凉，虫鸣渐起，弦月初升。　　刘贺看着老农们已经能越来越熟练地使用曲辕犁了，就从田埂上站了起来，他拍了拍屁股上沾满的泥巴，把不远处的王禾叫了过来。　　“他们都会用了吗？”　　“回禀门下，大家伙都会用了。”　　“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用起来轻省，犁地不仅快，而且能调前深浅，大家伙都说有了这种曲辕犁，三口之家一年能多种三十亩的田地。”　　大汉的十亩地和后世的七亩地相当，用最粗放的方式，有三个壮劳力的家庭可以耕一百亩地左右，风调雨顺的年景能收粟三百斛，约等于后世八千五百斤左右的带皮原粮，这个收入从数字上来看不低，和秩二百石的官员的俸禄不相上下。　　可是实际情况却没有理论数据那么美妙，而造成这种差距最大的原因就是农户手里根本就没有一百亩地。　　大汉没有授田律，农民想要有地种只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是军功授爵，得到爵位就可以得到土地。　　第二种是佃租地主的地，然后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与地主形成依附关系。　　第三种是开荒种地，只要按律登记，大汉承认开荒的土地是私人所有。　　第一种获得土地的方法姑且不谈，不仅要看天时，还需要看机遇。　　于是后两种方法就成了最常见的获得耕地的办法。　　租赁地主的土地，最大的弊端就是承担高昂的地租。　　此时，大汉朝廷收的地租是十五什一，并不算重，但是地主收的佃租却高大“见税什五”，佃户每年的收成有一半要交给地主。　　一个三口之家累死累活一整年，交完地租之后，留下来年的粮种，再去掉一年的衣食开销，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根本就不能攒钱来购买好的土地，只能一辈子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当他们的附庸。　　那么，农民想要翻身，想要摆脱地主的控制，就只剩下开荒种地这一条道路了。　　而只有提高了劳动效率，才能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开荒。　　就像王禾刚才说的，用了曲辕犁能让三口之家多耕三十亩地，这不仅意味着百姓可以多三十亩地的收成，更意味着多三十亩地的生产资料——当然，开荒种地不是一年就能完成的，需要时间来慢慢实现。　　而刘贺不只是为了提高百姓和农民的收成，更是为了用这种方式来对抗封建王朝最大隐藏杀手——土地兼并。　　孝武皇帝以降，土地兼并的情况愈演愈烈，自耕农的数量在不断减少，虽然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是如果不加以阻止，那历史一定会重演。　　到了最后，一定会出现豪强并起、门阀肆虐，强枝弱干的情况。　　新帝国诞生——帝国辉煌——土地兼并——帝国衰落——新帝国的诞生。　　这个王朝周期律在中国历史上演了无数次，而这个开端自然就是大汉帝国。　　这是刘贺不想看到的，也是他想要改变的。　　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提高生产力，二是颁布抑制兼并的律令。　　刘贺目前只是昌邑王，所以他现在只能从第一件事情入手。　　这两年来，从耧车到秧马，从翻车到立井水车，从代耕架到曲辕犁……刘贺把这些先进又传统的农具一件件搬出来，为的就是提高生产力。　　在这些新式农具的帮助下，昌邑国百姓的日子比原来好了不少。　　而在刘贺的脑子里面，还有很多要一件一件搬出来的农具。　　“三十亩地，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刘贺自言自语地说道。　　“门下的大恩大德，昌邑百姓永生不忘，”王禾这次说得很认真，没有一点的谄媚和敷衍。　　“那就和工官说一下，找合适的工坊和工匠开始制造更多的这种农具吧。”　　“门下，下吏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嗯，但说无妨。”　　“这两年，门下为大家造的农具大大小小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件，门下为何不在宫里建一个工坊专门制作贩卖这些农具呢，这些农具多是木制，不在盐铁专卖的范围。”　　“门下莫怪小吏市侩，大汉不只有我昌邑国，虽然这些农具容易仿制，但是如若能抢先销售出去，也还是能赚一笔钱。”　　王禾把这些话说得很顺畅，看来已经思考了很久才问出来的。　　“昌邑国的百姓过得好，就是我过得好，让工匠们赚走这笔钱，最后不也要交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