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襄把玩了一下红薯后,将红薯揣怀里，等会儿烤了吃，没打算现在推广。

后世穿越者三大神器,红薯、土豆、玉米,红薯最言过其实。

看纸面产量，红薯似乎是最高的。但红薯含水量太高,论干物质,脱水是谷物的五分之一，产量和谷物差不多。

红薯蛋白质含量低，脱水后的营养价值也不如谷物,且纤维较粗，吃后虽然容易饱腹，但若吃红薯吃到有饱腹的感觉,很容易拉肚子,反而更加饥饿。

而且还有一点反常识的红薯的缺点,那就是适口性差。

现代人偶尔吃一下红薯,或者把红薯配主粮，所以只认为红薯甜滋滋的，很好吃。但红薯拿来当饭吃，因自身口味较重，很难与其他食材搭配,顿顿吃的话腻得快。

古时农人种什么作物,其实和官府推广没有太大关系。倒是官府收税时得看着农人种植的东西更改。

就像是小麦成为华夏主粮,是在唐时经济发展,石磨在村庄普及后；水稻空前发展，是南宋时经济中心转移后；清朝人口空前爆炸的时候，农人没有选择用这三大神器替代传统主粮,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乾隆时官员曾经试过在南方山地推广红薯，但农人并不买账；同时，乾隆朝时北方官员尝试着禁止农人在山坡上种植玉米，因为会造成水土流失，但农人也并不买账。

朝廷的推广没有让红薯面积增加，禁止也没有让玉米面积减少。一片地该种什么，朝廷说了不算，穿越者来了也不好使，农人自有自己的智慧。

就是在民国时期，按理说这时候农人应该自发提高救荒高产的作物，但红薯、土豆、玉米的种植面积也不过百分之五。

建国后玉米、红薯、土豆的种植面积空前提高，是因为农业机械和化肥的使用让传统主粮产量暴增，满足了人民的需求之后，传统主粮种植面积才缩小，有其他作物种植的余地。

朱襄等农学专家和历史专家都多次强调，清朝的人口爆炸原因，外来作物确实起到了些许作用，但作用微弱，主要还是华夏劳动人民的功劳。

某些经济学专家将借由民间反感清朝统治者，将华夏人口奇迹归结于外来的作物，功劳都拱手让给外因，本质上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理论衍生。

事实是，无论以前还是将来，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养活华夏人民的都是华夏人民自己，不是什么外来作物机械降神。

朱襄会为了土豆的到来落泪，除了土豆补充了目前华夏救荒作物的空白之外，还因为土豆和玉米能成为主粮。华夏多了一种主粮作物，意义十分重大。

红薯便与南瓜一样，纯粹是救荒作物了。

当然，红薯对这个时代的作用仍旧是巨大的。高产的救荒作物，有一种算一种，都能救活无数的人。

盛世农人种什么无所谓，待饥荒的时候，多一种救荒作物，就能活无数饥民。

红薯与南秦也很般配。

红薯喜温，后世红薯的主要产地就在南方丘陵。李牧一直看着南越那一片地，但产出不如投入，所以只去百越逛一圈，没有真的攻城略地。

有了红薯就不一样了。

红薯、土豆、南瓜和大豆能在山间零碎土地种植，产量很高，能够满足山民日常需求。这样山民就会倾向于定居，在山间山下建立城镇。

山民定居之后，秦国无论是攻打还是收税都容易许多，能将百越纳入管辖。

所有蛮夷之地都是在开发之后才能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开荒的第一要务是开垦，然后才是教化。

朱襄决定把城里李牧花园的花草全拔了，育种红薯。待红薯育种成功之后，就把红薯移植在南秦山地。

黔中郡和南郡包含了后世江西地区。江西水热条件好，就是多丘陵，传统作物耕种不易。

他虽然推广了梯田，但开垦梯田也需要看地质条件，大部分丘陵能开垦出的田地很细碎。

现在这些细碎田地里种下了土豆和大豆，庶民的房前屋后搭上了南瓜藤，现在可以多加一种红薯了。

可以入口的粮食，种类越多，才让人越安心啊。

朱襄做好规划之后，心里涌起复杂的感情。

有悲哀，有嘲讽，令人唏嘘不已。

平阳君赵豹看着赵国饥荒，所希望的救荒粮食，却最适合如今的南秦之地。

不过这唏嘘转瞬即逝。

原本如平阳君赵豹等赵国宗室，以及朱襄接触过的许多士人，他们其实从未低头看过真正的庶民。

因朱襄出现，他们的视线看到朱襄的时候，也看到了朱襄身边的庶民。

是以痛苦，是以怀抱奢望，凝结成了朱襄系统中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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