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闻奏事是科道言官的权利，一句话概括就是可以道听途说，不加印证也不必署名便写成题本送达通政司。

换言之，这是朝廷给予科道的极大权力，初期对于整肃吏治起到了极佳效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权力就成了党争工具。

发展到现在，以致于内阁重臣在收到科道弹劾，哪怕明知不符事实，也要向皇帝提出辞职或避居在家等侯调查结果。至于皇帝批不批准则是另一回事，倘若连这态度都不肯做，那重臣所遭受的舆论风暴必然更大。

因为，这是对整个科道的藐视了，是清流之共敌。

准确的说，大明朝的科道清流们把控了整个国家的“媒体”，所有的声音都是从他们嘴里发出。

而清流的外围各种读书社则是“自媒体”，京师一有风潮，各党外围随之开动，瞬间便能传遍天下。

朝廷大事，老百姓知道个啥？

还不是读书人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读书人说那是个奸臣，那百姓就跟着咒骂。读书人要说那是个忠臣，那百姓就跟着烧香。读书人说鞑子是正宗，尊孔奉理教，剔发是新朝雅政，没什么大不了，那百姓就跟着剔呗。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这道理。

百姓，可不够格当这个“民”。

因而，科道清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他们被称为“显贵”，便是缘于他们有这睁眼说瞎话而不被追责的权力。

当朝重臣为了能够保证工作进行，政令推进，则势必要拉拢科道，如此一来，朋党自是应运而生。

敢于藐视科道“小臣”的重臣们，大多狼狈回家。

强硬如张居正者，对于科道的打击也是依靠科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而非赤搏下场与当事人一较手腕。

东林党在历次朝争中主力都是科道，党内很少有“大臣”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万历不喜欢东林党，另一方面则是东林党无论是创建者还是后来者，都没有什么实务人才，只知夸夸其谈，不通实际，难堪大用。

历数东林党过往，能为“大臣”者真是寥寥可数，当朝独相叶向高算一个，当过吏部尚书的赵南星也算一个，治水大师，后来死在辽阳的袁应泰算一个，其他人，都扎堆在都察院和六科，没有杰出人物，所擅长唯花花文章。

孙承宗这种，不过是半个东林党人。其与东林党只是政治观点有些相近，但绝非核心，否则，也不会在东林党全军覆没，大小骨干都在诏狱等死时，带兵在通州对于是否进京犹豫不决了。

良臣两世为人，对东林党看的很透。

他学曾国藩招兵，回家乡拉拢子弟，是学湘军想以亲朋关系为钮带拉出一支能打的军队来。

东林党却是直接和曾国藩如出一撤，都是师生关系为钮带，区别在于湘军是打血仗，东林党打的是嘴仗而矣。

很难说，曾剔头组湘军时是不是参考了东林党。

因而，对付东林党其实很简单，就是学张居正对付科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李三才不是要入阁么，五党费了那么多力气，还派人到凤阳搜集李三才贪脏证据，却始终不能有进展。

这说明什么，说明东林党防着呢。

既然正面攻不破，那就侧面来，风闻好了。

说起来，五党也是帮废物，都被东林打成那样了，还守着官场规矩，事事给自己弄个束缚，放不开手脚，活该最后被东林党打成龟孙。

对此，良臣对五党是十分的鄙视。

其实，这件事，他也是想当然了。

五党和东林党一样，都是科道清流为主，他们的风闻权力可以对付东林党，可东林党同样也能一成不变对付他们。

论科道人数，东林党还占着上风呢。

科道老窝都察院，东林党可是占了六成。

大家都来风闻，都来污蔑，可以，人多欺负人少，到时看谁的弹章多就是。

谁个屁股干净？

五党没这个魄力，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良臣和科道不沾边，他魏公公屁股也最干净，所以他干得出来，但是他又干不出来。

程序上，他魏公公现在不能向万历上本了。

当舍人那会，倒是可以走锦衣卫的门路直递，现在，按宫中手册标明，他的直接上司是内官监姓曹的。法理上，他越不过内官监单独上本，没有内官监报备，他的题本也不可能被收到司礼监的文书房。入不了文书房，万历就看不到。

张诚那里倒是可以走一走，问题是他一个海事太监怎么就掺和进东林党的事了。

这是不务正业了。

所以，良臣能干却干不出来。

田尔耕却可以。

大明朝除了科道有风闻权力，厂卫同样有之，甚至更进一步，有侦缉百官的权力。

别看田尔耕现在只是个小小南镇抚使，五品千户，可人家是锦衣卫体制内的中层干部。

这就决定了田尔耕真要舍得一身剐，肯定能拉下个把大佬来。

历史上，这位未来的锦衣卫大都督和大哥良卿交情很好，以致史书上对田尔耕的介绍多出那么几个字来——“与良卿交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