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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昊轩好不容易谋了个差委，协助刑部堂官德宝查办云南解铜官亏缺铜斤案，可那犯官太狡猾，查了几天竟没查出个头绪。韩秀峰说认得那个犯官，还跟那个犯官交过手，江昊轩欣喜若狂，紧攥着他胳膊问：“志行，跟我说说，你咋认得那个犯官的？”

“江老爷，您别急，您先说说周兴远到底咋了？”

“该解官始以漫不经心，致铜斤沉失浸损，迨捞获才及得半，疑其于沿途将铜斤辗转发卖，皇上震怒，命刑部究办。”

“拢共亏缺多少？”

“即此一案，亏缺铜斤十四万斤有余。”

“亏缺十四万斤，他拢共才解运了四十五万斤。”

“你连这都晓得！”

“他经过巴县时移文知会过我们巴县大老爷，我见过移文，不光晓得他拢共解运了多少铜，还晓得他雇了多少条船，每条船装多少斤铜，吃水多深。”

江昊轩急切地问：“除此之外呢？”

不该说的一句也不能说，哪怕站在面前的是同乡，韩秀峰无奈地摇摇头。

江昊轩不相信韩秀峰只晓得这些，追问道：“你刚才不是说跟那个犯官交过手，过过招吗，你是咋跟他结怨的？”

“江老爷，他到了京城是要被您查办的犯官，但在来京的路上他可是谁也不敢招惹的‘铜天王’！来京城的这一路上，他不但纵容家人、衙役和船夫横篙系缆，敲诈勒索沿途的船家货主，还想讹我。他晓得我是进京投供的，以为我身上有银子，想诬陷我和年前被外放去广西的杜千总偷盗滇铜，幸亏我留了个心眼，经过夔关时主动纳税，船上有没有铜，夔关税官可以给我作证。”

“太可恶了，他连你都敢讹，其它侵蚀之案更不知凡几！”

姓周的是可恶，但跟姓周的结怨事出有因。

韩秀峰不想落井下石，更不想连累巴县老家的朋友，只能苦笑道：“江老爷，周兴远亏缺十几万滇铜是骇人听闻，不过这事不能全怪他。别人不晓得您一定是晓得的，解运滇铜这差事真不是人干的，从被委运那一刻起他就注定要被查办。”

“摊上这差事是够倒霉的，可现在铜斤亏缺那么多，不办他办谁，不办他咋跟皇上交差？”

“那就办他，该咋办就咋办！”

江昊轩顾不上喝茶了，把韩秀峰拉到一边，无奈地说：“你以为我不想办他，关键是咋办？他狡猾的很，沿途换了好几次船，把家人和云南的那些差役全遣散了，我能找到的全是他后来雇的船工，他现在说啥是啥，死无对证。”

韩秀峰就晓得姓周的不会坐以待毙，强忍着笑道：“江老爷，他的家人和云南的那些个差役只是遣散了，并没有死，咋就死无对证了？”

“那些人是没死，估摸着已经回了云南。皇上没下旨，德大人就不能出京，去不了云南咋查？”江昊轩轻叹气，接着道：“就算能请到旨，能奉旨去云南查办，我们也不一定能找着那些差役和船工，毕竟此案牵扯甚广，云南官员一定会帮着打掩护。”

韩秀峰心想就算云南官员不帮着打掩护，你们过去也不一定能找着证人。姓周的多鬼，他既然把那些人全遣散了就不会让你们轻易找着，一定会让他弟弟周二带着那些人找个地方躲起来，等风声过了再回乡。

江昊轩说完之后又欲言又止，韩秀峰猛然意识到这事没那么简单。

因为朝廷查办官员要分“公罪”和“私罪”，早在乾隆朝时就有上谕：因公者，事虽重大，其情实轻；因私者，事虽细微，其情实重。自来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真古今不易之论。

换言之，要是只查实姓周的办事不力，致使铜斤亏缺。那么不管亏缺多少，都是因公，属于公罪。按例只能判罚俸、降级留任、降级调用、革职等等，并且可用加级、记录来抵消，像这种“因公获咎”的甚至可以拿钱捐复原职；要是查实其监守自盗那就是私罪，不管怎么判都不能用加级、记录来抵消，也不能用银子捐复原职。

姓周的肯定有罪，但到底是“公罪”还是“私罪”还不是负责查办的刑部官员说了算，这事可大可小。想到这些，韩秀峰不动声色问：“江老爷，周兴远现而今在哪儿？”

江昊轩轻描淡写地说：“关在刑部大牢。”

“他有没有喊冤叫屈？”

“这倒没有，他表面上老实的很，一提堂就磕头，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有负圣恩。不管我们咋问，就是咬定船翻了，铜沉了，没能全捞上来。”

韩秀峰追问道：“死不承认盗卖铜斤，身上也没多少银钱？”

江昊轩岂能听不出韩秀峰的言外之意，直言不讳地说：“锁拿的时候搜过他的行李，也搜过他的身，把搜出的铜钱和散碎银子算上，拢共不到两百两。志行，你说他狡不狡猾，一定是把盗卖滇铜所获的银钱藏起来了，真是要钱不要命！”

“他身上没有，他家里不可能也没有，为啥不去抄他的家？”

“要是他家里也没有呢。”

韩秀峰几乎可以肯定无论眼前这位同乡，还是主办这个案子的刑部堂官，都没想过置姓周的运官于死地。毕竟姓周的运官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