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哥出资修建的会馆不但有几时间客房，还有十几个铺面，光房钱和租金就够我生活了。”任钰儿嘴上虽这么说，心中却暗想别看我是一介女流，但跟朝廷命官一样有官俸，帮着“厚谊堂”打探洋人的消息，“厚谊堂”不但每个月给五十两俸银，要是打探到十万火急的军情，额外还有赏。

余青槐不明所以，想想又好奇地问：“这么说苏觉明光领官俸不用做事？”

“差不多，他这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滋润，每天不是去已革上海道吴健彰入股的旗昌洋行喝茶，就是去跟‘船王’郁泰峰等本地士绅商贾吃酒，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真叫个醉生梦死。”

余青槐半开玩笑地说：“早晓得连他都能混着一官半职，那会儿我真应该跟千里一道去京城投奔韩老爷。”

“余老爷真会说话。”

“不开玩笑了，钰儿，你刚才说得那个‘船王’，究竟有没有通匪？”

“这话怎么说呢，刘丽川等乱党占着县城时，以他家在城里的产业要挟，而他又不忍看着城里的百姓活活饿死，确实往城里偷运了点粮。不过后来那二十万两他也没白捐，朝廷不但赏他二品顶带，还赏了他个盐运使衔。他就这么摇身一变为红顶商人，家里多了两块‘回避’、‘肃静’的牌子，据说每次出门时便让家人扛着牌子在前头吆喝开道，他坐在轿子里好不威风。”

任钰儿笑了笑，又说道：“此外，皇上还恩准了两江总督和江苏学政所奏，给上海县增加了十名文童生和九名武童生的永额，松江府每年也多取文、武童各十名，拢共总新增三十九名，上海乃至松江府士林交口称赞，谁也不敢再说他的不是。”

“说来说去不管犯多大的事，最后是钱犯法！”

“您说得是，现而今只要有钱，还真没办不成的事。”

任钰儿起身走到书柜前，取来两块银元，轻轻放到余青槐面前：“余老爷，您瞧瞧，这便是郁泰峰刚联合本地的几个商人，经制台大人和巡抚大人首肯，用洋人的机器铸造的银元，这枚是一两的，这枚是半两的。”

看着一面铸有“咸丰六年上海县号商郁森足纹银饼”，另一面铸有“朱源裕监倾曹平实重五钱银匠王寿造”的银元，余青槐感叹道：“要是换作别人，私铸银钱那是要掉脑袋的！”

“他这不算私铸，”任钰儿笑了笑，又若有所思地说：“不过我看他这买卖也做不久，铸造得太粗糙，很容易被人仿铸，一旦被人仿铸，仿铸的时候再掺点假，到时候就没人敢收敢用他的银元了。”

“这倒是。”

正说着，苏觉明火急火燎地赶来了。

任钰儿已经让老妈子在张罗酒席，觉得一介女流跟两个大男人吃酒不合适，干脆致歉回到楼上，逗了一会儿弟弟，然后关起门跟余三姑说起悄悄话。

“钰儿，你老大不小了，也该为自个儿想想！”余三姑从包裹里翻出任钰儿上次托人捎回去的照片，愁眉苦脸地说：“这张洋人帮着拍的照片，我都不敢给别人看。要是传出去，指不定会被人说成什么样。”

任钰儿很清楚余三姑经历过那么多事之后嘴严得很，接过照片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要是不去洋人办的女塾念书，不跟洋人交朋友，怎么帮四哥办差，又怎么报答四哥对我任家的大恩。“

“听余老爷说韩老爷已经回了四川老家，他都已经不做官，你还要帮他办什么差？”

“四哥是回乡丁忧的。”

“这就是了，韩老爷要是晓得你一个女子还在帮他抛头露面，一定不会高兴的。”

“三姑，有些事你不懂。”

余三姑是真为任钰儿的终身大事着急，不想看着她这般自暴自弃，急切地问：“我怎么就不懂了？”

任钰儿笑看着她，意味深长地说：“正因为四哥回乡丁忧了，上海这边的差事才更要帮着他办。俗话说人走茶凉，四哥以前简在帝心、圣眷恩隆，不等于以后还是。我在这边帮他办点差，只要把差事办好了，京城的那些王公大臣也就不会忘了他，等他守完制回到京城，自然就能跟之前一样被委以重任。”

“你在这儿办的差事，京里的王公大臣都晓得？”

“应该会晓得的。”

“可你自个儿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的终身大事啊！”余三姑紧握着她的手，用哀求般地语气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再不嫁，再拖下去，真找不着好人家了！”

任钰儿不是没想过，而是真不想嫁。

别看苏觉明做了那么久韩秀峰的长随，可是在上海，无论上海道还是上海知县，甚至连已革上海道吴健彰都瞧不起他。而她任钰儿就不一样了，个个晓得她是韩秀峰的义妹，连新任苏州知府薛焕上次带着家眷来上海时都请她去吃酒。

“厚谊堂”那边虽没明说，但已经默认她才是上海分号的掌柜！苏觉明以前是跑腿打杂的，现而今依然是。

任钰儿很想以此报答韩秀峰对任家的大恩，更喜欢做这栋洋楼和对门四川会馆主人，以及做“厚谊堂”上海分号掌柜的感觉，真舍不得放下这一切，面对余三姑催婚，只能轻描淡写地说：“姻缘姻缘，得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