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之地，仅松江一府，岁赋京师至八十万石，是天下闻名的产米区。

在如此气候、地理、人口条件下，无疑是集中使用土化肥的最佳地方。

朱棣的迟疑是燕府出身的文臣武将，一旦能说服他们，其它人便无法阻碍朱棣。

朱高煦解释道：“草木灰好说，东北和南洋开荒路上，要多少有多少，难点在于鸟粪石。”

“儿臣的意思是，将土化肥直接分发给苏湖松三府的百姓，然后就地征税、买粮。”

“你说产量有限，那是多有限？”

也正因如此，苏松二府的耕地划分才会容易出现问题。

“苏松二府人口近三百万，耕地一千四百万亩，但承担了三百八十五万石田赋。”

“儿臣认为这田赋无需削减，甚至可以略微增加到四百万石。”

“不过在此的前提是，丈量当地田地情况，同时按照耕地情况进行收税。”

“虽然这样有些复杂，但朝廷也只是在苏松二府如此收税，并且派遣的里长、粮长、吏员也会是寻常府县的两倍。”

朱高煦说罢，朱棣轻声道：“四百万石……”

他略微算了下，若是按照朱高煦的建议，那苏松二府每亩田要征收四十二斤粮食。

“想让百姓改换农家肥为土化肥可不容易。”朱棣看着朱高煦提醒道。

“可又有几家百姓能用得起农家肥？”朱高煦反问朱棣的同时，又开口道：

“朝廷给出的化肥，按照每斤一文售卖，而多产粮食百斤，上交税粮后还能有三百五六十斤，比原先产量高出五六十斤，而今苏松米价每斤三文，百姓每亩可多赚百余文。”

“况且即便是农家肥，那费用却也不便宜，每亩最少要用三车，每车三四十文，可不比化肥便宜。”

“只要朝廷给出政策，儿臣不相信那些用不起农家肥的百姓会不用土化肥。”

朱高煦有把握，没有人比他更懂得农民为粮食增产的渴望。

即便面对新鲜事物时他们会变得十分保守，但只要朝廷之中的官员率先开始使用土化肥，那百姓也会争先效仿。

“你的政策是什么？”朱棣询问，朱高煦也顺势说道：

“民间的风向，都是以官员为主，而官员又以宫廷为主。”

“儿臣准备说动在苏松有田的官员使用土化肥，并让他们吩咐宣传，同时在各县乡镇的官府衙门开设官店，以朝廷名义对土化肥进行摆放售卖。”

他口中所说的“说动”，倒不如说是胁迫，毕竟相比较百姓，当下的官员们更好控制。

苏松二府多少官员手上的田是干净的，他们比谁都清楚。

朱高煦这次承认他们手上的田，可以说为许多人免去了牢狱之灾。

经过这么些年治国，朱高煦也差不多看开了。

均田地如果能均，那自然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均，那就加强税收和吏治管控，只要确保税能收上来，并且能合理用到百姓身上去，那反倒利于管理天下。

田赋、杂项、商税这样的直接税征收起来过于麻烦，倒是类似盐、茶、铁这样的间接税收起来比较容易。

如果不是当下大明的货币储量还不足以支撑征收货币税，朱高煦甚至想提前进行税收改革。

在市场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提前进行货币征收，那只会适得其反。

晚明张居正一条鞭法原本是不错的政策，可这个政策具有强烈的“泛江南”主义。

这所谓“泛江南”主义就是以泛江南的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湖广、江西等中南、东南部地区经济市场来笃定全国市场。

在大航海白银不断涌入大明的背景下，经营丝绸、瓷器、茶叶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四省就好像工厂，不仅直面海洋贸易航道，也在生产加工售卖的产业链上稳步向前，故此经济繁荣。

其次的广东、湖广二省，前者以二道贩子的身份加入海上贸易，后者则是在江南广泛种植棉花、桑树的同时继续耕种粮食，成为继江东苏松常湖等府之后的大粮仓。

江南虽然种粮食的人比以前少了，可他们做生意赚的却多了，可以高价从湖广买粮。

也就是说，海外流入的白银，基本都涌入了这六个省的腰包里，这六个省也是从东向西最先开始货币市场化的省份。

对这些地方征收货币税是没有问题的，这点从晚明浙江动辄起运几十万两就能看出。

不过相比较它们，大明的其它省份问题就比较糟糕了。

整个北方除了山东金矿开采情况不错外，其余省份根本没有太多矿业产出，所以在一条鞭法后，北方百姓变卖粮食为钱，再用来交税成为常态。

关键在于，北方民间的货币储量并不多，而朝廷征收货币后，也并未能将南方的货币集中投入北方发给百姓，而是分散在天下投入，并且北方投入除了军饷外，其余投入并不算高。

如此长此以往下来，北方的货币储量自然是越来越少，钱荒也开始随之发生。

加上官员的贪腐问题得不到解决，百姓对于税收的不满和对法律权威的质疑现象开始增加。

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