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铛…铛…铛……”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伴随钟声作响，成化皇帝朱见深在经过五十四日的停灵后葬入天寿山乾陵。

七日后，四十三岁的皇太子朱佑樘于北京奉天门即位称帝，改元明年为弘治，是为弘治皇帝。

同日，十三岁的朱厚照被册封为皇太子。

即位后，朱佑樘没有修改什么政策，而是继续按照成化年间的政策进行。

然而，他的这一做法尽管解决了中原两京一十三布政司的臣民阶级矛盾，了矛盾却随之转移到了海外。

从成化年间就不断移民中原以外的百姓们挤占了西部、海外百姓的生存空间。

如果要做一个对比，那就是愈发内卷的一线城市淘汰了大量人口前往二线城市。

尽管这些人口在一线城市不算什么，可中原地区毕竟是教育最好的地区，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口，不管是学历还是学识，都要比偏远地区的百姓更有竞争力。

就业问题不会消失，只会以一种新的形式转移。

西部和海外的百姓在工作竞争上惨遭淘汰后，便开始了有田务农，无田流氓的日子。

波斯、山南、碛北、西海、东洲等地区的叛乱层出不穷，以朝廷为主导的大量官营工厂效率低下，债务频发。

在此关键时候，官营工厂重组的声音也越来越多。

弘治二年四月，杨廷和、杨一清等人上疏建议重组官营工厂，降低官营工厂的工价。

二人的奏疏上疏后，立马引起了王守仁的上疏。

王守仁以为，当下虽然艰难，但远远还没到需要重组官营工厂的程度。

他认为官营收益低下，主要是因为许多官员尸位素餐，无所事事所导致的，应该对官营工厂展开京察，而非重组官营工厂。

他的建议让朱佑樘摇摆不定，而武勋们也极力反对重组官营工厂，原因十分简单。

官营工厂，主要分布在北方和西南。

如果官营工厂重组，那必然会导致北方和西南大量工人失业。

当然，这个借口冠冕堂皇，实际上却是武勋及其亲眷占据了大量的位置，一旦重组官营工厂，必然会裁汰大量属于他们的人。

他们不支持王守仁的改革工厂，更不支持杨廷和、杨一清的重组官营工厂，而是希望维持现状。

然而，武勋们的意见并不重要，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大明朝上一次对外作战已经是二十几年前。

成化年间的大明朝直属疆域虽然扩大，但主要得益于朱见深的外交手段，而非属于旧勋贵们的开疆拓土。

二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与宪宗征战西洲的大量勋贵要么老去，要么去世。

没有新鲜勋贵血液注入，加之没有足够的军功来担任要职，掌握话语权，哪怕是昔年有着从龙之功的越国公、辽国公、沈国公等大量渤海派勋贵都只有虚名和财富，没有真正的权力。

他们的话语无足轻重，真正能决定政策走向的，只有王守仁代表的维稳派和杨廷和、杨一清等人的改革派。

实际上，官营工厂重组是必然的，这期间造成的损失也是能承受的，但事情怪就怪在了朱佑樘没有及时的选王守仁及杨廷和二人各自代表的一条道路，而是摇摆不定的拖了三年。

弘治六年，大量官营工厂因为效率和收益低下而积攒了大量坏账。

此时大明朝财政收入为一亿七千余万两，而大量官营工厂的坏账和债务则是高达二亿六千四百余万两。

这看似并不多，可大明朝每年的积存仅有二千万贯。

也就是在维持基本行政运转的情况下，大明朝起码要花费十三年才能解决这一大堆坏账。

七月，给事中严嵩上疏建议，他认为如今大明朝的教育开支连年增加，如今更是达到了财政支出25%的程度。

可是历年来，朝廷只是象征性的征收少量学费，这并不符合当下的国情。

严嵩建议将中学学费提高到每年二十贯，大学学费提升为四十贯。

奏疏上奏后第三日的常朝，朱佑樘将这个提议提了出来，然而却遭到了王守仁的强烈反对。

时大明朝武官三万七千余人，文官七万七千余人，吏员重新增长至九十八万余。

王守仁认为，当下应该对官营工厂和天下进行京察，这么做不仅能解决冗员问题，还能解决官营工厂官吏尸位素餐，效率收益都低下的问题。

他的建议被杨廷和、杨一清否决，但朱佑樘却觉得值得一试。

九月初七，朱佑樘令五十四岁的兵部尚书王守仁兼任京察巡抚，挑选官吏一万八千余人京察天下。

这场京察持续了很久，从弘治六年九月开始，王守仁率领京察官吏们对每个地方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巡察整改，然而京察的行动却遭到了勋臣和大量中基层官员的抵制。

京察行动举步维艰，在京察到江西的时候，江西更是爆发了工人大罢工运动。

二十六万工人罢工走上街头抗议，王守仁却并不担心，他在南昌设草台，邀请大量工人代表上台提出反对的建议，并一一回应。

在王守仁的坦诚下，江西工人在罢工不到三十天时间内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