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对手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能力之内的人道救援，是王五一贯对敌方针。

汉人不打汉人，是他单方面向包括绿营、汉军八旗在内的清军提出的一个倡议。

根据老张的统计，现在清军全国总兵力约在一百万左右，其中绿营占六十万，京营八旗连同各地驻防八旗约四十万。

不包括漠南科尔沁等蒙古伪军，这部分伪军数量在三到五万。

八旗也包括平西、平南、靖南三藩所属的汉军。

被三藩控制的汉军八旗大概五万人左右，基本都是原辽东明军。

形象的说，真鞑子师团就两到三个，其余全部是皇协军、治安军、和平建国军、伪蒙军。

因此“汉人不打汉人”这个倡议针对的就是八成伪军。

俗称“二鬼子”。

不管这個倡议是否能得到二鬼子们的正面且积极的回应，王五先做再说。

慢慢来嘛。

感化、拉拢、收编伪军并不可耻，因为这是王五壮大自身的唯一方针。

历史上，几万人出关变成百万人的经验，是可以参考的。

允许救治伤员、允许掩埋阵亡者，就是这个倡议的具体手段之一。

从政治角度看，这个措施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清军明显感受到了明军的好意，虽然不会因此使清军马上产生立场变化，但起码会让他们的心理产生异样感。

随着时间以及战争进程，当众多二鬼子发现真鞑子们早就不是当年的满洲大兵后，异样感终会产生质变，继而引发连锁反应，从而有利于明军的发展壮大。

这帮二鬼子也不是一开始就当汉奸的。

总有个心理过程。

对此，王五已经有过实践。

如部下徐霖、江天成、马昌元等都是“伪军”出身，而与牛旗指挥郧阳绿营间的友好互不侵犯关系，与满洲人康恩倍、包衣奴才塔阿拜之间建立的某种微妙关系，都是统一战缐的智慧。

又如湖广总督张长庚、原湖广巡抚杨茂勋、四川提督郑蛟麟、总兵马宝，甚至回燕京的穆里玛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靠着这些，王五才走到了今天。

否则，他能走出巫山，但绝走不出茅麓山！

无它，他就一条命。

从实际角度看，如果不让清军拖回战死的尸体，任由这些尸体在城墙下发酵，最迟一个星期，一场可以夺走数万人性命甚至可以覆没一座城池的大瘟疫就会爆发。

明清交替以来，瘟疫始终伴随战争左右。

最著名的就是崇祯末年持续近四年的华北大瘟疫，这场瘟疫不仅让明朝的京师失去防御能力，更让拥有百万人口的燕京城只余十数万人。

史记：“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也许满清占领中华真有老天眷顾，因为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燕京时瘟疫正值鼎盛期，因此顺军不可避免也受到瘟疫影响导致战斗力下降兵员减少，可清军占领燕京后瘟疫却神奇的结束了。

根本不曾让多尔衮指挥的十几万清军有半点减员，遂使清军可以同时分出两支集团对付李自成和弘光朝。

等到几年后天花大流行，清军实际已经占领大半个中国，哪怕八旗因为天花损失惨重，名臣良将死了三分之二，连多铎这个亲王也因天花而死，可清廷依旧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南明残军。

至少，能保证长江以北。

两次绝杀机会，就这么被满清完美错过。

历史，就是这么让人难以置信，也难以言说。

瘟疫是把双刃剑，这把剑王五却不敢用，因此才给清军开出了人道主义这一筹码。

既达到了政治宣传作用，又达到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

虽然目前尚没有同城外的清军建立明清军事对话通道，也没有同清军目前主帅固山贝勒董额直接对话，但是一线已经实质性达到停火标准。

你不动，我不动。

王五认为这样很好，反正他是做长期坚守准备，压根没想现在出去浪。

硬耗的话城中资源是不及满清，但一两年却足够了。

也许在清廷眼里时间在他们那一边，可王五知道，时间站在他这一边！

那么，大家都不动最好。

如同1918年的欧州，西线无战事。

但他清楚，这个静默期不会太长，因为几天后杰书就来了。

这位年轻的大将军王想来不会甘心真的在荆州城外围困他王五一两年。

安澜门主将张天放认为任由清军占据泥墙抢修工事会对后续守城构成威胁，因此请求出兵将清军逐回战役始发线。

就是清军必须退回至少五里开外。

王五没有同意，一是因为明军现在能够动用的野战兵力不足以击溃城外清军，强行将手头能够动用的精锐兵马用于与清军的正面硬拼，不符合他长期坚守的战略思想。

二来真没有这个必要。

泥墙距离城墙是近，也肯定会成为后续清军发起攻击的“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