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书砚则接着说道：

“人头税是同理，寻常百姓下至三岁上至六十，皆需向朝廷纳税，但高门大户却可以肆意虚报人口，交多少税全凭他们心情，极为不公。

再有就是徭役。

各地或筑城、或通渠、或建衙，征发民夫干活是应该的，但强征百姓必须服徭役则大错特错！

例如秋收之季，官府强征民夫，百姓被迫服役，耽误了收割粮食的季节，却还得接着缴纳田赋，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而且哪些工程需要征召徭役朝廷有明文规定，是为正役，但到了百姓头上还有官当地县衙的各种摊牌。

我在翰林院看过奏折，有的地方县令修自家的宅子竟然也好借朝廷名字征召徭役，不仅不给工钱，还得百姓自备干粮、器具。

像这样的情况我相信比比皆是，各地皆如此。

田赋、人头税、徭役重重叠加、不断分派，像一座座大山压在老百姓的头上。

试问我大凉朝的百姓身上到底能承受得住多重的担子？”

顾书砚攥紧拳头、脸色涨红。

他说的这句话字字句句都是实情，有些是亲眼所见、有些是从翰林院的奏折中看到的。

在达官显贵们看来，这就是奏折中一个不起眼的数字，但对过惯了苦日子的顾书砚来讲，老百姓的每一粒米都尤其珍贵。

来回踱步的顾思年终于停了下来，看向顾书砚：

“税法自开国以来延续两百年，一直如此，种种弊端我也明白。

你今天说这些，是想？”

顾书砚的拳头重重一砸桌面，十分坚定的说道：

“要想国泰民安，税法必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