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我们三人出来，总得回去一个报信，不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说完，他卸下装备，只留一把刺刀，准备上前。

“可还没等他动手，就听见王大柱喊：‘都别动！’”

“我们以为又有状况，连忙趴低，朝前看。却听见王大柱的声音飘来：‘这雷你们拆不了，别再送命。爷爷我今天路走到头了。

东子、二宝，记得每年今天给我上柱香，抽空去看看我妈，告诉她，只能来生报答她的养育之恩！’说完，不等我们回应，他大吼一声：‘看爷爷给你们开路！’然后猛扑出去，顺势滚下山坡！

潘卫国说到这里，已是泣不成声，眼泪止不住从虎目中滚落，瞬间湿透了衣襟。

屋内一片寂静，苏晨想象着王大柱那英勇一跃的场景，喉咙发紧，眼眶湿润，仿佛有东西要夺眶而出。他艰难开口：“后来呢？”

潘卫国勉强稳住情绪，用力用袖子擦去满脸泪水，继续说：“我和东子顺着大柱滚出的路线下坡，找到他的遗体时，已经残破不堪。但连给他安葬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我们捅了马蜂窝。”

“大柱滚下山坡，引爆一串地雷，爆炸声等于给敌人发了信号。我抬头一看，至少一个排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他们边推进边开枪，还能听到他们喊着听不懂的话。东子急了，冲我吼：”

“我掩护，你快向团部报告，请求炮火支援。这里肯定有敌人的指挥所，不然不会这样布防！”

说完，他靠着一块大石头开始还击。

我连忙放下背上电台，打开军用地图和指南针，开始计算射击参数。刚把坐标和情况汇报给团部，就发现身旁的枪声停了。

我转头一看，东子脑袋耷拉着，歪在一边。我大喊着冲过去抱起他，只见他胸口一大片血迹，呼吸微弱，眼看不行了。”

潘卫国止住的眼泪又不听话地流下来。这次，他干脆不擦，哽咽着继续：

“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们三个一起出来，才多久，就少了两个。大柱好歹留了遗言，东子却一句话没说完就走了。我怎么受得了？我眼睛充血，拿起电台就喊：”

“我们被包围了，出不去了。他们都牺牲了。你们就冲我给的坐标开炮，狠狠地打，为我们报仇！”

说完扔下话筒，抄起枪对着敌人疯狂扫射。

“当时，我只想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根本没想别的。等我把带来的弹匣打光，敌人已经逼近，我开始有点害怕。

可事到如今，除了英勇赴死，别无他法。我找到最后一颗手榴弹，握在手中，心想今天非死在这里不可，临死前拉几个垫背的也不错。正准备等敌人靠近就拉引线，这时，空中传来一阵尖啸。

这声音太熟悉了，是我们66式152毫米加榴炮弹飞行时特有的声音。

我最后的记忆是听到这声音时，我笑了，笑得开心，笑得大声。然后一枚炮弹在我附近爆炸，我看到东子的尸体被炸飞到半空，接着眼前一黑，失去意识。

苏晨使劲擦了擦模糊的泪眼，环视屋内。刘梅呆坐在床头，眼泪如断线珍珠，怎么擦也止不住；潘水生脸色阴沉，低头坐在木椅上，不知在想什么；潘卫东的表情从愤怒转为紧张、激动，夹杂着复杂情绪。

他沙哑着嗓子问：“那后来呢？”

“后来？”潘卫国扯了扯嘴角，苦笑：“后来的事，不知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

我以为自己死定了，心里想的最后一件事竟然是，如果能评上烈士，能给小宝高考加分。没想到，我居然醒了过来。”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在最不愿相信的地方——敌人的战俘营。那枚在我身边爆炸的炮弹，竟然没伤到我，只是爆炸的冲击波把我推得远远的，反而救了我一命，让我避开了炮击中心。

只是震晕了，落地时摔断两根肋骨。敌人打扫战场时，发现我还有一口气，就把我抬到了战俘营。”

“战俘营的经历，我不想再提，你们也别问了。我觉得对得起祖国、人民和自己的良心，我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在战俘营养好伤，熬了三个月，到去年11月，华夏和敌人交换战俘，我才得以回国。”

苏晨疑惑地问：“去年11月就回来了，为什么……”

潘卫国笑得更加苦涩：“是回来了，但我是当过俘虏的人，回国后在一个看守所关了一个多月，接受了无数次政审和调查。

因为我平时表现良好，加上通讯班战友证实我最后的汇报，组织最终相信了我的说法，我确实是意外被俘，没有投降敌人的意愿，这才放了我。

但回不了原部队，连兵都当不成了，算我提前退伍，就这样打发我回家了。”

苏晨沉默，他这才明白进门时潘水生口中“被退伍”和“他犯的错误就是没死”的含义。

如果那次潘卫国如愿壮烈牺牲，按他的行为，尤其是最后通话中展现的勇气和决绝，一个“一等功”和“烈士”称号是跑不掉的，说不定还能成为英雄事迹广为传颂。

然而，潘卫国的被俘经历，让一切蒙上阴影。在80年代思想还未充分开放的时代，有些人眼中，被俘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无论是否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