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体也产生本能反应——他不自主地推了推梁也的拥抱，但梁也力气太大了，他没有成功，反而被抱得更紧。

于是杨今小声抱怨：“我的眼镜被你压到了。”

梁也放开他，微微弯腰查看他的鼻梁，问：“疼吗？”

杨今把头埋得很低，摇头。

梁也又问：“冷吗？”

杨今摇头。

“那可以告诉我吗？”

杨今的手指蜷缩起来。

梁也对他讲了自己家乡的故事，那么他也应该礼尚往来，对梁也讲一讲他的过往。可是他那些千疮百孔的过往，真的会有人想要走进去吗？更何况是这么好的梁也。

杨今想了很久，不知从何说起，可是梁也又在等待他，他不舍得让梁也的等待落空。

思忖片刻，他只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顿了顿，又小声补充道：“其实以前他们对我很好。可能，人都是会变的吧。”

就只能说这么多，就只想说这么多。

出于某种自我保护机制，很多痛苦的事情都被杨今的大脑剪辑删除，他无法用力地回忆。回忆得太认真太用力，会感到痛苦。

梁也问：“以前，对你怎么好？”

杨今想了想，回答：“像你妈妈对你那样好。”

然后梁也就沉默了。似乎对于梁也而言，这个比喻并不太恰当，“好”有时候也是一座牢笼。

“后来为什么变差了？”梁也又问。

杨今的手抓着自己的袖口，不自主地反复揉搓。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许是知道杨今难以开口，梁也便耐心地询问：“因为你爸去澳门工作了吗？聚少离多？”

其实杨今从未分析过这其中的因果，他不想去面对。分析意味着需要将过去的幸福和如今的痛苦反复对比，纵使他是一个爱好寻找答案的人，在遇到父母这个课题时，也会踟蹰不前。

可是梁也好像很想要知道。

见他不回答，梁也又问：“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与梁也并肩走在铁轨上，再往北方就是梁也的故乡，杨今抬头望向北方，忽然想要去看一看那里的模样。梁也说那里很穷，可是杨今觉得穷并不代表不幸福。

“因为钱。”许久之后，杨今回答，“钱会让人变坏，变得贪婪。”

杨天勤是如何致富的，杨今其实并不清楚故事的全貌。他只是在每年过年时，父亲参与的那些应酬中，自行拼凑出来的。不知道其中有多少父亲酒后吹牛的成分。

在梁也的一句句的询问中，杨今一点点吐出这些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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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杨天勤离开第二机械厂，工资从每月50元变为每月0元。

一个月后，杨天勤随他的父亲——也就是杨今的爷爷——南下，到澳门投奔他的二叔，二叔给了杨天勤父子一笔钱，说是投资，其实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

杨天勤父亲身体情况已经不好，没做过生意的杨天勤只能靠自己摸索。最终，二叔的“投资款”有一大半都打了水漂，杨天勤甚至已经准备打道回哈尔滨，在路上偶遇一位老乡。

老乡说他广州的大米市场行情不错，东北的米和南方的米不一样，东北大米在这里卖得很好。于是杨天勤产生了将哈尔滨的大米卖向澳门的想法，于是去做。在1983年，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

财富随之而来，二叔的目光随之而来，投资、名利和女人都随之而来。时间久了，杨天勤可能确实会忘记，他还有一对妻儿留守在哈尔滨的风雪里。

杨天勤偶尔会产生愧疚的感觉，他用金钱填补他的愧疚。因此杨今从小就过着和普通东北小孩不一样的生活，他用着父亲从澳门给他带回来的精致的文具和玩具。哈尔滨的小孩儿没见过这些，大院里的孩子羡慕他，嫉妒他。

可是杨今何尝不羡慕大院里的其他小孩儿。每次放学回到大院，其他小孩儿都有父母关爱，但是他没有。

他拥有的，只是家里的那台钢琴，以及如果不好好练琴就会被下班回家的母亲在大院里鞭打的恐惧。

他失去的，是母亲的温柔，是盼着父亲从澳门回来的期待，是亲情的羁绊，是他以为能够将他从同辈霸凌中拯救出来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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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第一次去澳门之前说，等他回来，要带我吃中央大街的塔道斯。我等了好多年终于明白他不会再带我去了。”

这是杨今的最后一句话。

他已经讲了太多，他不想再讲自己的故事了。

听完，梁也沉默很久，问：“塔道斯是什么？”

“一家俄罗斯餐厅，在中央大街。”

“贵吗？”

杨今低下头，踢了一脚铁路上边的石子儿，回答：“不知道呢，应该吧。”

无所谓了，他已经不想去吃了。

梁也没有评价他的家庭，问：“上个月为什么消失那么久，家里出什么事情了？”

“我爸爸查出癌症了。”杨今平静地说，“他要死了。可能是明年，可能是五年，可能是十年。我妈妈想要他全部的钱，可是他好像在澳门有别的小孩。”

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