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小学毕业分配的分波

1976年中国发生了风云变幻，高考制度正在试行，正好，我也是这年冬季小学毕业，我们村，表面上是对外宣布、凭分数录起初中，可是考分不公布，私下的还是人情分配制，我们家是所谓貧农中的“地主”。初中名额共30名，县凉中分20人。代点初中分10人，就是没有我的名额。我爸托人查了我的分数，全乡排前5名的。为此我爸与学校革委会和班主任还摆设了几句：

“我们家孩子考了前5名，为什么分走了30人，就没有他&34;？

“你们家老大已经读完初中了，名额有限，只能照顾别人家没有初中的人”。班主任轻描淡写的说着。

我哥二年级时，班主任拿了个介绍信说：“学校教室装不下这么多人，你和朱荣到凉小去插班吧”。

晚上，哥把那介绍信给我爸妈看了。

“整个大队，就多这2个娃子吧？朱荣他爸成分不好，任人摆布，可我家是贫农呀，大队学校中午能回家吃饭，十几分钟的路程。这凉小是凉亭大队办的，离家有五里地，孩子中午怎么能回来吃饭？下雨下雪的冬天，那怎么办啦？”。我妈边说边把左手，在她身上围裙的下摆处擦了擦，又把右手，在她胸口的上襟处擦了擦，好像这样来来回回的擦擦，就能擦平她心中的焦虑

这样，我哥风里来雨里去，坚持了三年。读书成绩在班上是拔尖的，凉中又坐落在我们生产队，老师看着不忍心，我哥也就因祸得福的分到了县凉中。这也不是用我大队的名额分的？大队名额这件事，完全是他们胡编的，实际教委在公社里，名额也只有教委才有权分配，他们利用大队里、统计上报的环节，糊弄我父亲，掐断我们家读书的机会，不是说：“要灭其国，必先灭其史；要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吗，可见他们用心之恶毒。

父亲也没有办法，只能生着闷气回家了，晚上回家和我妈一起商量着咋办。

“你爸，楠楠读书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他年龄也不小了，家里条件也不好，你觉得还要念吧”？我妈说

“本来他如果考得不好，也就算了，可是考得还好，生产队，老天家大儿子、大女儿、不也读完了初中吗？，老二今年有分配了。这帮人就偏偏的欺负我们，我看还是非得念起来不可”父亲气呼呼的说。

“是啊，我也知道现在念书是孩子唯一的出路”母亲沉思着说。

“这样吧，你妈，听说大舅爹病了，明天早上、捉只鸡和楠楠去看看吧”父亲说。

第二天，我就牵着母亲的手一起去大舅爹家。

“妈，老天爷他怎么老对爸这样呀”？我问

会计“老天”啦，他姓王，叫天亮，民国时是我们乡公所账房的一把手，相当于现在的乡财政所所长，听说他是做假账什么的，被革除公职，遣返回家了。他是我们村唯一的笔杆子，连队长都怕他三分，就怕他年底汇总分红时，给你家漏计工分。就巴结他叫“老天”，意子是，他是掌握着一方天地的老天爷，比他队长还大。他家盖房时，全队的社员都给他家免费盖房，干完活都主动回家吃饭。

爸呢，他外公，是当时的正三品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省民政厅厅长之类的官，他从小就在他外婆家长大。大队里除“老天”一人，能写会算外，杨书记都是倒着看文件，斗大的字不识一丁，贫农中就你爸还能识几个字，他是大队前任的杨书记，从省府安庆、花山工会要回来的，是杨书记的助手，可他是一根肠子，不识文化大革命的时务，站错了队。他有石匠手艺，也参加队委。可他性格耿直，不会圆滑，和他有摩擦。他每次开会发言时，习惯用“可能”两字作为开场白，所以“老天”就给起了个“可能”的外号。 一是为了，打击他开会发言时的心情，二是欺笑他，不伦不类的，不文不武的半桶水“母亲说。

“原来，我看老天，总是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手靠着背后，低着头慢悠悠的走路，边走边想心计，见了人，就“嘿嘿”的皮笑肉不笑的”。

“你爸可不像安倍那些人，打不过你，就巴结你，他这人就是个杠头精，杠不过人，偏偏要抬杠“我妈说。

有一年底，决算分红时，父亲请来了隔壁大队的亲戚，刘会计把我家的工分决算了一遍。好家伙，我家的孩子为了放牛都舍不得上学，可这“老天”居然把我家放牛的，一年工分都没算收入。

这件事，一传开，一下子炸开了锅，我们队200多人，人人皆知。他们都为了讨好“老天”爷，纷纷的用各种形式与父亲作对。他便成了讨好会计的活靶子，天天受气，处处遇拦，人人喊打了，这就是耿直的下场。这种生存与“权力”的紧密嵌套、相互依存的循环，使父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说着，我们就到了舅爹家，大婊爷他曾是乡团委，也在县凉中校工厂、担任过领导职务。就是因为在放电影开场时，公社革委让带头喊口号，激动时喊错了，幸得他人脉好，否则要酿成一场大祸。大表娘的干子妹，这样公社刘主任把我安排到凉小的初中了。